1974年，季羡林先生仍然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，并继续从事历史、文化、人类学等领域的研究。这一年，他在《文化纵横》杂志发表了关于“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关系的问题”一文，其中提出了“文化赤道线”理论，即“文化赤道线的南北是狭长带状的，这条纬线位于大约东经10度至35度之间——正是田野农业和水稻经济的分界线所在的地方，是全人类文化的一条母线，中国文化正是其中的一种”。

这一理论一度引起了文化学界的热议，并成为后来季羡林先生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观点。